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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记 · 刘震云|真正的聪明人,都在暗下“笨功夫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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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,最缺的就是笨人。

我们的生活里充斥着两类人,一类是笨人,做什么都很用心,很认真,很努力,但完成往往是比别人慢很多;另一类人是聪明人,做什么都能找到“空子钻”。所以,千万不要相信世界上没有近路可走,因为世界上成功的人,80%走的都是近路和投机的路。但把时间这个变量无限拉长,你就会发现,没有哪个人能靠“耍小聪明”成功一辈子。 “小聪明”可以成功一时,想要始终保持成功到底要下一番“笨功夫”。

刘震云

1958年生于河南新乡,作家、茅盾文学奖得主,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。他擅于以喜剧的、嘲讽的方式描写小人物的生活。他笔下的人物都面对着强大的“环境”压力以及不可知的命运,而在适应这种生存环境的过程中,他们互相折磨、倾轧,人性也随之发生扭曲,变得贪婪、自私和残忍。看似在写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“荒诞”和人的异化,实则在平民立场,揭发历史、权力和民生问题。或许是因为他的小说太接地气了,他也成为作品被拍成电影最多的作家,比如《手机》《我不是潘金莲》《温故一九四二》《一句顶一万句》《一地鸡毛》……

这个民族不缺人,不缺钱。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最有钱。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最欺负人的。如果14个人有10块钱,另外2个人有9块钱,用我们国发院现代金融学的理论来衡量,到底谁有钱?我们的马路头一年修,第二年要拉开看一看;我们的大桥,寿命不会超过30年;一下雨,我们的城市就淹了。

缺什么?我们这个民族缺远见。

远见,对于这个民族,如大旱之望云霓,如雾霾之望大风。

投机分子走近路成功的人起码占80%。但主要的区别是,他们得到的利益只是针对他们自己。你做的这些事情是只对自己有利还是你促进了这些事情的发展。

我们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,最缺的就是笨人。

我在北大有很多特别好的导师,我在另外一个学校也有两个特别好的导师。

一个是我的外祖母,我外祖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,她不识字,她1900年出生,1995年去世,活了95年。她在方圆几十里都是个明星,如果她要演电影就是安吉丽娜·朱莉,如果踢足球就是梅西,如果打篮球就是杜兰特,如果跑百米就是博尔特。

但是她一辈子都在这里。她的个子只有一米五六。我们黄河边三里路长的麦趟子,她割麦子是速度最快的,当她把麦子从这头割到那头的时候,一米七八的大汉也比不过她。

当她晚年的时候,我跟她有一次炉边谈话。

我说,你为什么割的比别人快?她说我割的不比任何人快,只是三里路长的麦堂子,我只要扎下腰,我从来不直腰,因为你想直一次腰的时候,你就会想直第十次、第两百次,我无非是在别人直腰的时候割的比别人更快一点。

另一个是我的舅舅,他是个木匠,小时候得过天花,脸上有麻子,大家叫他刘麻子。刘麻子做的箱子柜在周围四十里卖得最好。渐渐周边就没有木匠了。跟他聊天,他说:我能成为好木匠,是因为别人打一个箱子花三天时间,我花六天时间。

接着他又说:你只花六天时间也不是好木匠,我与别的木匠的区别是,我打心眼里喜欢做木匠。我特别喜欢做木匠活刨出的刨子花的味道;你只是喜欢做木匠活,你也当不好。

我当木匠会有恍忽的时候,比如我看到一棵树,如果是松木、柏木、楠木,哪家的闺女出嫁的时候打个箱子柜该多好;如果是棵杨树,杨树是最不成材的,只能打个小板凳。他已经达到了“空即是色,色即是空”的境界。他虽然不是北大哲学系的,但已经达到了哲学系毕业的水平。

有时候,我开车路过我们咱们的马路,马路两边基本上全是杨树,因为杨树长得快。但你去像欧洲、北美那些国家,会发现路两旁全是松树、椴树、楠树、橡树、白蜡。树的质量对比能代表一个民族的心态。

所以我送大家两句话:种树要种松树,做人要做刘麻子;举起你们手里的探照灯,照亮我外祖母没工夫直腰的麦田。

摘自刘震云北大演讲

转载自 今日头条 正午文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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