圣人之学 重功夫 不重效验

王守仁缓缓说道：“什么是‘功夫’？说的就是一个提炼良知的过程；什么是‘效验’？就是不问过程，只看办事有什么成果。朱熹以为‘克己复礼’是个效验，这叫本末倒置，实是大错特错。”略想了想，又说：“我讲个故事给你们听吧：记得小时候在山阴老家有两间打铁的铺子，铁匠师傅都是好把式，打出来的铁器很受乡民喜欢，其中卖得最多的是锄头，两家的卖价一样，都是一只二十文。后来东边这家铁铺的主人想多做些生意，就降了价，每只锄头仅卖十四文，西家却不降价，大概过了不到两年吧，这两间铁铺倒掉了一间，你们觉得是东家的倒了，还是西家的倒了？”

 

阳明先生这个故事看似简单得很，别的学生还没说话，弟子萧惠在旁插嘴道：“当然是西边这家倒了。”

 

王守仁摇了摇头：“不对，是东边这家倒了。”

 

听了这话萧惠不以为然，忙问：“东边的铁铺子降了价，锄头应该好卖，怎么反而倒掉了？”

 

王守仁看了萧惠一眼：“东家、西家原本是一样的手艺，一样的材料，一样的功夫，所以也卖一样的价钱，现在东家为了多卖几把锄头，把价格降了，可他们到底也要赚钱，怎么赚？只好省些材料，省些功夫，把六文钱的利省出来，如此一来他家的锄头比西家差了不少，刃口不利翻不动土，打得又薄，不到一年光景就用不成了。乡下人一开始图他家东西便宜，都买他的，可拿回去一用，不好使，坏得快！乡民算了一笔账，觉得买这不好使的锄头多花力气，耽误工夫，反而吃了亏，心里很不痛快。结果一年不到，附近的人都知道东家铁铺打的铁器掺假，互相告诫，谁也不买他的东西，这间铺子怎么不垮呢？”

 

被先生这么一说，萧惠顿时无话可回了。

 

王守仁抬头把弟子们都看了一遍，见他们一个个认真倾听，这才缓缓说道：“同是打铁的铺子，同样的手艺，同样的材料，西家紧守着一个‘功夫’，虽然做出来的不是什么精巧之物，却兢兢业业只管把自家产品做到极致，这样的生意做得长久，做得稳当，这叫什么？这叫‘匠心独运’，就像我以前说的‘提炼纯金’，虽然这粒‘认认真真打铁器’的真金只有一两重，几钱重，却纯而又纯，只要一辈子这么坚持下去，这位打铁师傅也能成一个‘打铁的圣贤’。可东家为了眼下多赚几个钱，偷了工，省了料，卖的东西虽然便宜，别人用了觉得上了当，却要骂他。就为了多赚几个钱，为了这么一点点‘效验’，这个手艺人竟把良知昧了，就像我说过的‘铜铁铅锡纷然杂陈，到后来不复有金矣’。这样一个良心被蒙蔽了的人，虽然有手艺，却做不成事，今天在这里开铺子是这样，搬到别处去，只怕也是这样；打铁的时候他是这样，做别的买卖也是一样，除非他良知发动，自我反省，否则，真不知如何了局。”

 

王守仁几句话说得众弟子都沉思起来。

 

眼看是个好机会，王守仁就把话引到深处去了：“儒学讲究的是个克己功夫，天下无论士农工商，人人都要在这上头用功。做手艺的要把手艺做到极致，做买卖的要把诚信做到极致，那些做官的人尤其要把良知做到极致。一个心里只有良知的官员，只知道做这个‘克己功夫’，上任伊始就在想：‘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，只知道要诚心实意替老百姓办实事。’这样的人才能真正做个好官。那些不重功夫只重‘效验’的货色不是这样，让他们去做知县，还没上任就想着做些什么露脸的事儿，博一个政绩，好升知府，到了任上就胡乱操办，做了一堆没用的事，不问百姓是否受益，只求上头看了喜欢。这样的人，给他个知县，他想升知府，于是搞一个假政绩；真的升了知府，他又想升按察，这就又搞个更大的‘政绩’出来；给他升了按察司，他又想做布政，于是加倍耍手段逢迎上司，。这种人官做得越大，心里的良知越少，人也越发邪恶，办的坏事越多，到最后真就变成一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了！这就是只重效验不重功夫造成的恶果。”

 

王守仁把话说到这里，众弟子们皆有感触。欧阳德在旁边问道：“既然圣学重功夫不重效验，为什么朱熹又专门做一个效验之说呢？”

 

王守仁略想了想：“朱子提出这个‘效验’之说，大概是补他自己学说上的漏洞吧。因为朱熹以为圣人之学‘知先行后’，重‘知’而轻‘行’，如此一来，以此学说为基础的读书人就容易犯‘关起门来读死书’的毛病，读书人读成死书，坐困斗室，一生尽毁，这可不是朱熹想看到的结果。所以他专门强调一个‘效验’说，让读书人除了做那个‘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，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’的书呆子学问之外，还记得要走上社会努力一番，成功成名，追求一个‘效验’。说穿了，这是朱熹发现‘先知后行’有病，就给自己开了这么个‘效验说’的方子罢了。可病对身体不好，药这东西对身体也不好，先给自己弄出一个‘病’来，再吃些药来‘治病’，结果是病没治好，药毒倒进了身体，又引出别的病根子来了！”

 

王守仁这么一说，弟子们都笑了。

 

王守仁自己却没有笑，而是郑重其事地说道：“其实圣人之学最重视‘良知功夫’，从来不重视‘效验’。孔夫子周游列国之时何等艰难，别人笑他糊涂，骂他是‘丧家犬’，孔子说什么？只说了句‘道之不行，已知之矣！’意思是说：这套道理或许在当今天下行不通，我已经知道了，可这道理是对的，是救天下百姓的大道理，我自当奉行到底，绝不半途而废！诸位想想，这‘道之不行，已知之矣’是功夫还是效验？”

 

其实‘道之不行，已知之矣’这句话从头到尾已经否定了“效验”二字，只剩了一个“功夫”在里头，否则明知“不行”还要继续做下去，孔圣人岂不成了疯子？阳明先生随便举一个例，就是根本不可辩驳的，学生们听了个个点头称是。

 

说到此处，阳明先生也有些兴奋起来，提高了声音：“孔子说‘重功夫不重效验’的话又岂止这一处？所谓‘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’怎么个任重？‘仁以为已任，不亦重乎？’怎么个道远？‘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’为了一个‘仁’——在孔子就是追求一个‘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’，一直追求到死那天才罢，不是到这时候就不做了，而是因为人已经死了，实在没有办法再做下去了，这才罢手！这是功夫还是‘效验’？显然是个功夫！再有，‘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身以成仁。’拿自己的生命来维护一个‘仁’的理念，这是个功夫还是个效验？若依‘效验论’来说，那天下读书人都应该是‘用无耻以求官’才对吧？天下的买卖人都应该是‘用奸诈以求财’才对吧？‘成仁’这两个字岂不是不提也罢？什么是‘仁’，良知之诚爱恻怛处就是仁！这种地方要是出了错，世人都只重‘效验’不重‘功夫’了，好吧，那良知咱们也都抛弃了吧……这还得了吗？”

 

王守仁把学问讲到这个地步，学子们对于“重功夫不重效验”再无疑问，欧阳德想了一会儿，又忍不住问道：“我记得《论语》里有一句‘古之学者为已，今之学者为人。’以前看了这话不太能理解，今天听先生讲学，隐约觉得孔子这句话似乎与‘重功夫不重效验’的说法有关联，先生以为如何？”

 

王守仁点点头：“你这话问得好。孔子说‘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’，和‘重功夫不重效验’其实是一个意思。孔夫子认为早前的学子们做学问是为了提炼良知，下一番‘克己’功夫，可孔子生在春秋末年，天下大乱，物欲纷纷，读书人做学问全是为了求‘效验’，是要炫耀自己的学问给别人看，用学问做敲门砖去博功名富贵，于是士人学子争先恐后奔走于诸侯之间，卖弄学识，摇唇鼓舌，为求富贵不惜代价，所谓‘学会文武艺，货与帝王家’，出卖的既是学问，更是良知，结果天下越来越乱，百姓越来越苦，就连那些出卖自己的士人也大多不得好死。孔子正是有感于时事，才说出这样的话来。可惜孔夫子想劝天下人，天下人却不听劝，孔子也没办法，叹息而已！”

 

欧阳德听得连连点头，半晌却又问：“孔子如此哀叹，似乎对‘今之学者为人’之弊深有体察，难道说孔子门下弟子中也有这种不成器的货色吗？”

 

欧阳德这话实在有趣，王守仁笑着问：“你觉得呢？”

 

欧阳德正色说道：“我觉得孔子时代人心淳朴，还不致利欲熏心到如此地步。且孔子一生教育弟子三千，贤者只有七十二人，想来这七十二贤者总不至于如此吧？”

 

王守仁冷笑一声：“你这话就错了！天下人的私欲之深，古今都是一样。孔子只看到他那个时代的学子是些‘学而为人’的货色，故此发出感慨，我们这些人只看到我们身边的学子利欲熏心，倒以为孔子时代的人就不是这样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一厢情愿。你刚才说孔门弟子皆是大贤，不至于此？那你知道子思讽子贡的故事吗？”

 

确实，古书中曾经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：子思、子贡同为孔子门生，子贡做了大官，家资极富，子思安贫乐道，穷困潦倒。一次子贡来拜访子思，见其家破败不堪，子思衣衫褴褛，扶荆杖而出，就笑话了子思几句，不料子思反唇相讥，说道：“夫希世而行，比周而友，学以为人，教以为己，仁义之慝，舆马之饰，宪不忍为也。”一番话说得子贡无言以对。后人虽然不知道子贡为官时做了些什么事，可子思如此讥讽，似乎空穴来风，未必无音。

 

这些古圣先贤的典故欧阳德当然知道，低头想了想，喃喃道：“子思之言虽然偏激，但子贡追随孔子多年，一起遭绝粮之厄，又为孔子守墓六年，如此大贤，想来也不会做什么不良之事吧？”

 

儒生们一辈子读圣贤书，把孔孟当成圣人来崇拜，对于孔子身边的弟子们也敬佩有加，不敢存一丝怀疑。现在王守仁说出一个典故来，欧阳德也知道，可他心里成见太深，没法轻易改变，仍然固执己见。